隨著戰后商學院不斷擴張以滿足對職業經理人的需求，它們的教育方法逐漸變得追求周密細節的研究。在 1959 年，開始了兩項對美國商學院的很有影響的研究，這兩項研究是由福特基金會(Gordon與Howell 1959)和卡內基公司委托的(Pierson 1959)。這些研究批評美國的大學用過度的職業教育方式進行商學的教育，號召在行為科學、經濟學、數學和統計學的“基礎學科”的基礎上，提高理論標準，加大對通識教育的重視。

 

　　此外還提倡專業化(即更加注重復雜的分析技術11)和通用化(即培養能夠應對任何實際管理問題的職業經理人)的結合。由于從一開始商學院就一直處于無法得到學術尊敬的尷尬境地，因此他們不得不認真考慮這兩分研究報告的建議。

 

　　他們聘請了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數學和統計學方面的專家教員——許多都是沒有任何商學背景的。他們修訂了課程編排加進了許多基礎“理論”的科目，減少了旨在訓練學生專業技能的課程。運籌學因為在二戰期間在軍事應用上取得的成功而忽然出現在人們面前，并且在六十年代隨著數字計算機的出現而快速發展起來，它很快被吸收到了運作管理中來。職業經理人的概念在美國商學教育中成為了主導性的典范。

 

　　商學院的“現代化”并不僅僅是造就了一代長于通識理論而短于專業技能的經理人，還改變了商學院傳統的雖小卻足以作為最佳工業實踐知識庫的角色。通過心理學和數學方面的專家對晦澀的學術期刊仔細深入的研究，令人感到不足為奇的是當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生產力增長率下降的時候，工廠并沒有到大學去尋求幫助。

 

　　而是學習日本人的榜樣(如Schonberger 1982)以及聽那些顧問們講關于工廠實踐的趣聞軼事(如 Peters 與 Waterman1982)。這樣，在獲得了管理的“科學”工具，經過 MBA 訓練之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職業經理人為了補救他們面臨的管理災難而不得不疲于奔命。各種時髦詞語引發的管理潮流，如 Z 理論、目標管理、零基預算法(zero-based budgeting)、分權、質量圈、重組、“卓越”、散步式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矩陣管理、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ing)、價值鏈分析、一分鐘管理、準時制、全質量管理、基于時間的競爭、業務流程再造，諸如此類，一個接一個出現，然后銷聲匿跡。雖然這些“理論”中確有許多真知灼見，但這這個龐大的數目就足以說明困境不是短時間能改變的。

 

　　最大的諷刺是發生在八十年代，許多學生因企業與課堂內容毫不相干而失去了信心，當時學校孤注一擲的為了重新贏得那些學生的信任，許多運作管理的課程竟然也開始教授那些時髦詞語。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商學院放棄了自己作為判斷什么有用什么沒用的仲裁者的角色。

 

　　他們不再是潮流的開創者，而是淪為了潮流的附庸者。很顯然，由于工廠天真的相信那些油腔滑調的時髦理論所提供的方法，而學術界又過分專注于專業內容的研究以及模仿式的教學方式，商學院和企業從 1959 年做出那兩份研究報告的時候開始就已經分道揚鑣了。是時候對它們進行重新的審視和評估了。

 

　　商學院需要恢復它們在實踐方面的基礎，以便將它們的工具用于工廠的實際問題而不是抽象的智力挑戰。工廠需要恢復對制造的技術細節重要性的正確認識，并且要培養系統的評價那些管理手段是否有效的能力，而不是搖擺不定的隨波逐流。通過糾正研究者和實踐者的的態度，我們就有能力運用二戰中發展起來的工具和技術，很好的鞏固制造業這塊 21 世紀美國經濟的堅實基礎。

 

　　來源：《工廠物理學》 作者是(美)霍普 斯皮爾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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