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的內地小鎮，隨便走過一條小巷，總能聽到“錚—錚—錚”的彈棉花的聲音；也常能看見修鞋的小鋪子里，鞋匠們正叮叮當當地敲打著手中的鞋。各式發廊里的櫥窗上，貼著正在流行的發型圖樣，青年男女操持著略帶浙西口音的普通話，熱情地招呼你進去理發。
那時無論是彈棉花、修皮鞋，還是開發廊，總逃不過“溫州”二字。二十年后，他們早已走出了手工作坊時代，創出的業績讓中國以至世界刮目相看。
最新的統計，僅在昆明經商創業的溫州人就有6萬人，創辦的數千家企業年商品銷售總額突破百億元。在美國的溫州人已有23萬，據不完全統計，僅曼哈頓至少有56家溫州人經營的禮品批發商店。溫州購房團的“炒房旋風”更是從國內開始席卷紐約地產市抄…無疑，他們已經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典型群體。
在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中，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員用“很有意思”來形容溫州人現象。
三個“M”和一個“I”成就了溫州人的商業理念。
從商，溫州人是成功的。用王春光的話來說，“他們一開始沒有資本，也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但卻能夠成群地影響著一個城市。”
“有美國學者，用三個‘M’和一個‘I’來總結溫州人成功的原因。”他說。
所謂的三個“M”指的是大眾模仿和創造性(mass initia-tivess)、流動性（mobility）和市場（markets），而‘I’是指空隙（in-terstices）。王春光解釋到，這是說溫州人很早就走出溫州到了各地，并且進入了市常當別人還沒有市場意識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各地的市場上奮力打拼了。盡管那時候他們經營的是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鞋、服裝等商品，但是當其他人開始參與市場，他們卻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市場經驗。“這是一種空隙，溫州人打了一個很好的時間差。”
“溫州人善于模仿。”王春光把模仿稱為是另一種創新。讓溫州人做一件產品，一開始他們模仿、“抄襲”、“復制”人家，到一定程度就開始創自己的名牌。很多溫州人在外面經營的時候，觀察市嘗觀察新的產品。一旦市場上有新產品，他們很快就開始制造，“而當時知識產權的概念并沒有深入到人們的理念當中。”
善于利用地緣關系結成彼此信任的社會關系網絡。
在王春光看來，美國學者的3個“M”和1個“I”并不能囊括溫州人成功的所有原因。
“他漏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溫州人的成功，還有一個‘S’。”王春光如是說。他提出的這個“S”就是“social net-work”，即社會網絡。
在中國，像過去溫州那樣教育水平低、貧窮的地方有很多，可是為什么偏偏溫州人就能夠“闖”出來？“這個原因就是能產生群體效應的社會關系網。”
社會網絡使得很多溫州人借助地緣關系和環環相扣的信任，在白手起家的時候通過相互之間的借貸，湊到了“第一桶金”。“第一桶金”是來之不易的，它必須依托于足夠的信任。王春光分析認為，這種信任切入到了社會關系中，并與社會關系相互促進。“社會關系對于維持相互之間的信任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同樣是這種社會網絡，使得“什么生意賺錢”、“哪里有做這種生意的機會”等等市場信息能夠在這群溫州人之間相互傳遞；而他們關注的市場，往往突破了一個城市，“他們能夠知道北京、天津、廣州，甚至國外市場的信息。就是通過這種社會網絡去收集。”
溫州商人總是一團團、一群群地出現，無論在哪個國家，無論在哪一個行業。
正如王春光所說，一個陌生的城市，當出現了第一個“闖生意”的溫州人，那么，很快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隨后，這個城市的這個行業便會有一群溫州人。
溫州人都想自己做老板，努力抓住每一個發展機遇。
也許，溫州人永遠都不甘心打工。王春光向記者講述了他在法國的一段見聞。
“一次，出差到法國，幾名法國學者告訴我，對于溫州人，有一點尤其令他們佩服———那就是吃苦的精神。這些溫州人來了，什么技術都沒有，甚至連法語都不懂。就憑著那種勤勞、孜孜不倦地干活、賺錢，不斷積累財富。攢夠了‘第一桶金’他們就自己開店，他們都覺得自己要當老板，不甘心打工。就這樣，他們竟然在法國能夠成為百萬元、千萬元富翁。”
“我問過一個在法國的溫州人：‘你怎么問路？’‘這樣———這樣———這樣！’那個溫州人一邊說一邊比劃。”
說到這里，本是溫州人的王春光也爽朗地笑了。
溫州人的足跡遍布天下。這也給了他們種種生存本領和技巧。王春光認為，溫州人善于流動。而只有流動，才能夠碰到機會，才可以創造機會。“流動中，會跟不同的人交往，會有不同的經歷。可能是流動一百次；但是，只要抓住一次機會就成了。”
突然想起“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這句名言。溫州人該是時刻都在準備著吧。
溫州人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努力了解社會情況。
王春光是一個上過溫州人當的溫州人。1986年，一雙“漂亮的”溫州皮鞋在一周后就徹底退出了職業生涯。
“當時整個市場并不是有序的。（溫州人）沒有技術，自己無法發明出一種產品。這種情況下，怎么用最小的成本來達到最大的收益？就想到假冒。”
“溫州人從經驗教訓中發現，經商需要誠信，吸引消費者，就必須提高質量和服務。”這是一次要徹底改變人們成見的困難轉型。溫州人開始了誠實生產、誠實交易，再創品牌。王春光看來，那時的溫州人也有了一定的經濟條件去完成這樣的轉型。
他告訴記者，今天的溫州人影響著他人，也在改造著自己。他們有著很強的學習能力，不斷地了解著社會的情況。
提起下一代的溫州人，王春光頗為自信。
“溫州人是重視教育、重視人文的。年輕的溫州人，要是都能繼承父輩的創業精神、吃苦精神、市場拼搏精神并提高自身素質的話，溫州的持續發展沒有問題。”
那么，“溫州模式”是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發展之路呢？
“完全模仿肯定成功不了。”王春光表示，“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溫州走這條路，有很多機遇。這些機遇并不是會重復出現的。”
據他介紹，溫州自古有著商業傳統。早在唐朝時期溫州就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在溫州，“仕農工商皆平等”。這些傳統一直延續了下來。
不過他同時認為，從溫州人身上至少可以獲得些啟示。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社會網絡。溫州的發展模式，是“民間主導”的。憑借社會網絡，可以較好地實現一些民間機制，如民間借貸和互助。
“溫州模式說明了一個道理：只要把民間力量發掘出來，整個地方就能夠發展起來。中國每個地方的社會關系都存在，這需要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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